老虎头、三山街、南捕厅……打开南京人的千年阅读史

      上个周末，是一年之中观赏樱花的最佳时间。南京鸡鸣寺、南京林业大学、情侣园等处，到处挤满了赏花的人潮。然而，有一个地方比赏樱花的胜地还要热闹和火爆，那就是南京国展中心——3月22日至25日，为期四天的南京书展主场馆累计人流量70927人次，双休日共有近6万人参观书展，这再次印证了南京人的一份骄傲：这里是中国最爱阅读的城市之一。

     千年文脉，薪火相传。在南京的历史上，始终弥漫着淡雅的书香，有太多读书、写书、藏书的故事，在这个城市次第上演。

      南京老门东历史街区东侧，有一条长不过三四百米的老街巷——老虎头，两侧多为低矮的平房民居，走到小巷尽头，眼前是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牌坊式大门，横额上写有“周处读书台”五个字。再往里走，地势逐渐升高，两侧和山坡顶部，共有三栋建于清代的老宅。

   “这处古迹与‘读书’有直接的关系，相传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和记者一起寻访的南京古建筑摄影师黄荣说，在南京漫长的历史上，被命名为“读书台”的古迹还有多处，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老虎头的“周处读书台”。它的存在和延续，记录着这座古都延续千年的读书风尚。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最早记录在南朝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之中：西晋周处年少时纵情肆欲，横行乡里，人们将他与山中猛虎、水中蛟龙合称为“三害”，深恶痛绝。周处得知后，未泯的羞耻心使其幡然醒悟，随即入水搏杀蛟龙，入山手刃猛虎，并痛改前非，跟随当时著名的学者陆云学习，勤奋读书，励志图强，终于成为一代能臣名将。

     史载，周处曾在东吴任东观左丞，居住在南京城南，即如今的老虎头。堂宅名为“子隐堂”。传说“周处读书台”就是“子隐堂”的故址，也是他当年勤学苦读的地方。清代吴敬梓曾登临周处读书台，留下“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家本罨画溪，折节此读书”（“孝侯”是周处战死之后的封号）的诗句。

    千年白云苍狗，南京古城的六朝印记留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且多为皇家贵族的陵墓、宫阙府邸的遗迹。以“读书”直接命名的“周处读书台”在其中格外引人注目。

      历史上，周处读书台屡废屡兴，多次得到修葺，屋内保存着的清代石碑显示，光绪二十三年（1897），地方政府整修周处读书台，工程完毕后，引得文人纷至沓来，登临怀古。

    南京文史作家张智峰介绍，读书台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文人喜欢选择高高的台地，在上面阅读修身，著书立作。后人将这样的台地冠以“某某读书台”名号，作为人文胜迹，互相激励，修身向善，励学精进。

    在南京地区，时间较早的读书台还有溧水的伯喈读书台（伯喈，东汉文学家蔡邕）、城区的“二陆读书台”（文学家陆云、陆机的读书台）、朝天宫附近的郭文举读书台等。

     南京历史上留下读书台最多的人，是著名文学家、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统。昭明太子萧统仅仅活了30岁，短暂一生中，因主持编撰《昭明文选》而被载入中国文学史。萧统自幼嗜书如命，南京至少有五处和昭明太子有关的读书遗迹，分别是紫金山北高峰的“太子岩”、江宁湖熟秦淮河边的“梁台映月”、六合横山的六峰书院、玄武湖的梁园（相传是萧统编选《文选》的地方）、江宁牛首山佛窟寺的“昭明太子饮马池”。

     南京城的书香，从遥远的六朝发端，沁染了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到明清时代，南京城南三山街一带书坊林立，刻书业无比发达，成为全国印刷出版中心。

     据学者考证，明代南京出版业的繁华，首先和南京重要的城市地位有关。有明一代，南京先为京师，后为留都，始终是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教育、文化事业极其发达；其次，明代在南京设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也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南京任职的官员们较为清闲，业余就以著书、刻书为乐。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将一批熟练的雕版工匠集中到南京居住。位于鸡鸣山下的南京国子监（明代初年全国最高学府）汇聚了宋元以来江南各地的木刻书板。永乐迁都以后，国子监刊刻的书籍称为“南监本”，整个明代，“南监”刊刻的图书超过两百种，其中，利用元代集庆路儒学书板刻印的“南监二十一史”流传最广，不亚于宋元精椠。《元史》《大藏经》等重要文献，也是在南京首次出版。

      据学者考证，南京最早从事私家刻书的书坊名叫“王氏勤有堂”，洪武四年（1371），刊刻了识字带图的《新刊对相四言杂字》。

      嘉靖年间以后，三山街成为全国著名的书坊集中地。文学家胡应麟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点出明代天下四大书肆繁荣之地；北京、南京、苏州、杭州，而南京的书店书坊，主要集中在三山街以及夫子庙附近。

     明清南京民营印刷业主要有坊刻和家刻两种形式。著名书坊有唐氏富春堂、广庆堂、世德堂、嘉宾堂、寿德堂、文林阁、陈氏继志斋、汪氏环翠堂等。由于声名远播，安徽徽州、福建建阳等传统雕版中心的大量熟练刻工慕名而来，在这座城市里施展拳脚，留下名字的著名刻工有万历年间的刘素明；崇祯时的项南洲、洪国良等人。

      三山街民间书坊兼具刻印、出版、批发、零售等功能，是“出版社”与“书店”的综合体，所刻印的书籍涉及经、史、地志、文集、医药、小说、戏曲等各个门类，内容极其丰富，什么样的书畅销，就刻印什么书。明代南京书商刻印的戏曲类书就有两三百种。

      这些在南京诞生的书籍质量上乘，装帧精美，明代学者谢肇淛有“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之赞。

   “家刻”则是指文人在家中雇佣刻工，刻印书籍。明清藏书家焦竑、黄虞稷、甘熙都曾在家中刻书。最有名的当数清代文人，创办南京“芥子园”的李渔。

      老门东历史街区内，重建的李渔芥子园即将和游客见面。这座雅致的私人园林小如芥子，但“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凡山居所有之物，无一不备”，代表了清代南京高超的造园艺术。

      除了名园，“芥子园”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书肆，这里也是李渔芥子园书铺所在地。

      清顺治十四年（1657）左右，为了应对各地翻刻自己作品的不良书商，李渔把家搬到了江宁（南京），因为这里是清代重要的图书集散中心，便于维权，打击盗版。在周处读书台旁边，他建造了“芥子园”，开办芥子园书铺。李渔在这里完成了《凰求凤》《巧团圆》《十二楼》《无声戏》等著作。书铺则由女婿沈心友打理，不但出版李渔自己创作、编辑的书，还推出《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畅销书。

      李渔是一个出色的书商，芥子园书铺还刊刻了不少科举考试方面的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考辅导书”，销路极好。

     康熙十八年（1679），沈心友邀请画家王概三兄弟，花费三年时间，编成《芥子园画谱》初集，由芥子园书铺推出，迅速引起轰动，“遐迩争购”，流传至今。

     现存的《西游记》诸多版本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由金陵“唐氏世德堂”刊印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最接近吴承恩原本，也是最早的《西游记》版本。这个“世德堂本”就是在南京问世的。

   “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本草纲目》是我国最具世界性影响的药学及博物学巨著，它的首次出版也是在南京。

     李时珍有感于历代《本草》多有讹误，立志重修。他遍寻草药，求访医书，考辨异同，历时三十多年，基本上完成了《本草纲目》。1579年，李时珍来到南京，希望找到书商出版，但未能如愿。一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南京书商胡承龙看了《本草纲目》的稿本后，认为很有价值，遂出巨资付梓，六年后，52卷本、190万字的《本草纲目》终于在南京付梓。可惜的是，此时李时珍已经去世三年。

      除了《西游记》和《本草纲目》，明清两代，在南京首次刊刻，或者刊刻较早的书，还包括《三才图会》《三国志通俗演义》《娇红记》《牡丹亭》《紫钗记》《南柯梦》《金陵梵刹志》《闲情偶记》《西湖佳话》等。

     南京著名学者、藏书家薛冰则颇为推崇明末在南京出现的《十竹斋画谱》（明天启七年刻印）和《十竹斋笺谱》（明崇祯十七年刻印）。“这两种书绘制精美，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饾版、拱花技艺，在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鲁迅评价这两套书为“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

     清代、民国初年，三山街印刻的图书依然在江南地区产生着广泛影响。红学家、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回忆，他幼年时在家乡江阴读到的蒙学课本，就是百年前金陵书坊刻印的本子，一本《千家诗》的扉页上还印着“金陵聚宝门内状元境，状元境口状元阁，自梓印订书籍发兑”。吴新雷考进南大中文系后，还特地去寻找这家“状元阁”书店的遗址。

     民国时期南京夫子庙的旧书店

     三山街、夫子庙书店街的繁华，持续到清末民初。学者甘熙在《白下琐言》中写道：“（南京）书坊皆在状元境，比屋而居有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民国年间，状元境最有名的一家书店名为“李光明书庄”，所刊刻的《三字经》《百家姓》等蒙书享有很高声誉。李光明印的书卖的书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南京民间由此衍生出一句俏皮的歇后语“李光明的伙计——做（坐）书（输）”。

     杨公井古籍书店（中华书局南京分店旧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山街书肆渐渐衰落，杨公井花牌楼成为南京最集中的书店街，大大小小的书店足有四五十家之多。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等著名的书店、出版社在这里设有分店。学者纪果庵在《白门买书记》中对当时南京花牌楼、状元境、贡院西街、莫愁路等处的书店有着生动细致的描写。

     走进位于南京南捕厅的甘熙宅邸，在整个建筑群的西部，有一座两层小楼，匾额上写着“津逮楼”三个大字。“津逮”二字出自《水经注·河水》，意为“求知入门之道路”。这是清代南京最大的私人藏书楼，楼主是清代著名学者甘熙。津逮楼仿宁波天一阁而建，阁内曾藏古籍善本十余万卷。可惜的是，老的津逮楼毁于咸丰年间的兵燹，如今的这座是按照原样，于2007年重建的。

     津逮楼的兴衰，只是历史上南京众多藏书楼的一个缩影。在这座氤氲书香的城市里，从六朝到现代，读书的风尚薪火相承，藏书家也是代代不绝。

    南京大学徐雁教授《南京的书香》一书指出，南京地区的藏书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的郡学。南朝谢弘微是南京地区第一位有案可稽的私人藏书家。谢弘微出身贫寒，藏书却多达数千卷。前面提到的昭明太子萧统也是狂热的藏书家。藏书将近三万卷之多。

     明清是南京民间藏书的高潮时期，明代出现了徐霖、黄琳、罗凤、谢少南、顾璘、张晟、盛时泰、朱之蕃、茅元仪、顾起元等知名藏书家。万历年间，高中过状元的南京人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其藏书楼位于珠江路西端的原焦状元巷。焦氏藏书代表了明代南京私家藏书的最高水平，清代人评价他：“明代藏书之富，南中以焦氏为第一”。

    清代，民间藏书家更是层出不穷，多筑有藏书楼或藏书室。著名的有黄虞稷“千顷堂”，藏书八万多卷，位于城南马路街；丁雄飞的心太平庵坐落于城西乌龙潭边，藏书装满40个书橱；目录学者孙星衍，藏书十万卷于二条巷五松园等等。

    诗人袁枚退居江宁（南京）。在小仓山筑随园，藏书竟多达三十多万卷，以数量论，仅次于南浔巨富藏书家刘承干。

    和其他藏书家相比，袁枚对于藏书读书有着更深的感悟，他幼年时家贫无法买书，夜晚常梦见自己去人家借书，“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当了官之后，袁枚大部分俸禄都用来买书，读书反而不及幼年家贫向人借书之时。他在《书仓》一诗中写道：“聚书如聚谷，仓储苦不足。为藏万古人，多造三间屋。书问藏书者，几时君尽读”。

   袁枚告诫藏书者，不但要藏书，更要读书，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将“室藏”化为“腹藏”，并鼓励别人利用自己的藏书做学问。到了晚年，袁枚甚至主动“散书”，他在《散书记》中表达这样的观点：书散出去，才能促使自己不得不读书，不再将书籍束之高阁。他也希望藏书散得其所，为人所用。           卫 然    人文周刊特稿  请勿转载

编辑: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