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江苏三位作家获奖！来听听作家自己怎么说

本届鲁奖评选中，阵容强大的“江苏战队”再次取得骄人战绩。江苏作家朱辉的短篇小说《七层宝塔》、胡弦的诗集《沙漏》、王尧的文学评论《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等3篇（部）作品分别荣获短篇小说奖、诗歌奖和文学理论评论奖，充分展示了江苏文学的新成果、新高度。

鲁奖获奖名单公布后，交汇点·江苏有戏第一时间联系到几位获奖作者，就获奖作品的相关情况对几位展开专访。在“剧透”专访内容之前，不妨先听听著名评论家、省作协党组成员汪政对这几部作品的精彩点评——

三位江苏作家、批评家斩获鲁奖，不知这样的佳绩在全国范围内属于第几“梯队”？汪老师是这样回答滴

短篇小说奖：朱辉《七层宝塔》

朱辉，男，《雨花》杂志主编。以小说创作为主，曾获第一、二、三、四、六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优秀版权作品奖”，第四届“金短篇”小说奖等。

短篇小说《七层宝塔》以熨帖亲切的精妙语言和七层宝塔般的精巧结构，叙写了进城后的唐老爹与楼上的年轻阿虎夫妻之间的种种冲突，从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摩擦中，书写了乡村变为城镇、农民成为新城市人之后，城镇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江苏有戏：《七层宝塔》讲述了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譬如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传统伦理道德、人伦民俗的衰退，现代社会平等化的人际关系对传统宗族观念的冲击，等等，这些问题透过唐老爹和阿虎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了集中体现。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问题？

朱辉：我从小生活在泰州小镇，一直生活到十几岁，后来到南京上大学。小镇作为城乡结合部，在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方面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它的文学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在我成长过程中，我身边的亲戚经历了这一过程，有一次作协组织我们到新农村采风，我发现那些住进楼房的农民，无论从衣着还是谈吐方式乃至聊天内容上，都还是农民的，当时我就心中一动。那么他们会遇到什么问题？我想我可以以这个为题材写一篇小说，经过两年酝酿，有一天觉得自己可以写了，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

江苏有戏：城镇化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90年代城镇化进程加快后，反映这一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可谓层出不穷，在《七层宝塔》中，我们看到您的思考有了一些新向度，不是一味地为旧式宗族社会唱挽歌，也会承认现代观念的合理性，比如阿虎媳妇在面临老人指责时说“声音也无国界。我家地板就是你家天花板，共用。你能顶，我也能踩。”能否请您阐述一下您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朱辉：其实我对自己的情感态度也不是很明晰。构思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城镇化对国家、对个人的意义，对传统乡村治理秩序的影响，以及大背景下个体的不适应到适应的心态。我希望能够真实地写出老一辈人守旧的心态，写出年轻人对城镇化的喜爱，以及他们更容易适应新的生活，那么两类人的矛盾也就由此产生。但总的来说，不管代际鸿沟有多深，只要生活在楼上楼下，亲帮亲、邻帮邻的人情理念总会一直不变。

江苏有戏：批评家将您的创作归入“世情小说”的谱系，描绘朝夕在焉的世俗生活，您怎样看待这种创作的小切口和当今文学创作的现实性要求之间的关系？

朱辉：小说可以关注的问题很多，但我认为小说应该有人间烟火气，这是小说应有的气质。我不喜欢凌空蹈虚的小说，喜欢写普通人的、入世的小说，这样的应该是世情的，接地气的，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总体来说，我对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有信心的，所以《七层宝塔》的最后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温情，唐老爹生病了，和他矛盾很深的晚辈阿虎还是主动送他去医院，这个“光明的尾巴”体现了我对未来的信心。就像有批评家指出的，小说中的宝塔虽然倒掉了，人心的“浮屠”还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虽然老套，但它还是在阿虎这样叛逆的年轻人身上发挥了作用。

诗歌奖：胡弦《沙漏》

胡弦：男，《扬子江诗刊》主编。以诗歌创作为主，获《诗刊》社“新世纪（2000—2009）十佳青年诗人”称号、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柔刚诗歌奖、《星星》诗刊年度诗人奖等。

《沙漏》为诗人胡弦的近作精选。胡弦的诗既有自我凝视，也有向历史和现实的敞开。诗集分成“葱茏”“寻墨记”“春风斩”三辑：“葱茏”关于日常，从个人经验着手，探究人的生存；“寻墨记”偏重文化和历史，是诗人对历史和文化的凝望和追寻；“春风斩”则偏游历，是诗人对草木河山的观照。

江苏有戏：评论家普遍认为，您极擅长在常人习焉不察的微弱细小的事物中发现诗意和哲理，特别是通过一种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穿越，把自己所感受的一切放置在一个博大深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诗意地考量，《沙漏》同样如此，它带给了人们重新打量世界的角度。如果请您自己来谈一下《沙漏》的特色，或者理解您的作品的关捩，您会怎样表达？

胡弦：任何微小的事物都可能意味深长，像废运河，承载得更多，时间、文化、感情，等等。当它们成为诗歌材料，总是变得难以把握，并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和历史的关系。一个诗人，必须在对传统的汲取中完成自己，所以，怎样抒写它们，是我要长久面对的课题。

江苏有戏：您的作品有一种非常纯净的属于诗歌的美学品格，也因而或许是相对小众的，是在提升而非适应读者的欣赏水准，那么诗人该如何处理自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

胡弦：诗歌写作当然是个人的事业，但个人事业与时代和大众保持距离并不矛盾，这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所谓公共生活或者时代，都是经过了心灵过滤的生活和时代，或者说，诗人所要表达的东西总是主观的，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一种心灵影像，诗人会不自觉地另造一个世界，并从中取得一种高层次的真实性。

江苏有戏：世人对诗人的生活总是好奇的，您平时除了写诗，其余的时间会怎样度过？

胡弦：我上午上班，下午读书写作。我的爱好不少，打牌，下棋，打乒乓，散步，打拳，听音乐，看电影和球赛，都喜欢。但现在已舍弃了很多。我有些时段会选择每晚看一部电影，直到自己厌倦，就停下，并等待下一个周期。在运动方面，我好像只剩下散步了，只要不太疲劳，每天快走一小时去上班。

文学理论评论奖：王尧《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

王尧：男，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文学评论奖和散文奖、“中国文学评论家”称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文学评论家”奖等。

江苏有戏：新时期以来，对汪曾祺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而此次在鲁奖评选中，您的这篇《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脱颖而出，能否请您谈一谈，这篇论文在研究路径方面的特色，试图弥补相关著述中的何种不足，以及在今天重新梳理汪曾祺的文论和相关文学遗产有可能对当下创作产生的意义。

王尧:汪曾祺是我们熟悉的一位作家，批评家对汪曾祺的研究许多优秀成果。但在我的阅读和研究中，我觉得汪曾祺的创作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所谓“重读”，就是想做出新的阐释，试图更贴近汪曾祺和汪曾祺的文本。我的基本思路是，将汪曾祺和汪曾祺的创作置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脉络中加以考察。如果从宏观着眼，我以为汪曾祺的意义，首先在以自己的方式衔接了文学的“旧传统”和“新传统”，于“断裂”之处“联系”了“文学遗产”；汪曾祺在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建树，与现实语境、文学潮流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从而和其他当代作家相区别；汪曾祺保留了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士大夫”特质，其个人生活方式对创作亦产生重要影响；汪曾祺对传统的理解、选择和转换，对如何建立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启示性。——我想在这样的思路和方法中重读汪曾祺，并讨论涉及到的当代文学的相关问题。

江苏有戏：时下不少批评家提倡“在场”的批评，强调文学批评对文学现场的回应和引导，而您的批评是不是相对地更关注那些已经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您怎样看待这两类批评之间的关系？

王尧：我也一直重视“在场”的批评。“在场”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在当下文学生产的现场，比如我做的《莫言王尧对话录》和我写的一些对当下创作的批评文字‘另一种“在场”，是回到“文学史现场”，对作家作品做历史化、经典化处理。这两种都需要。前者我们通常称为文学批评，后者通常称为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为文学史论述提供了基础。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也谈到这两者的关系。年轻的时候，用了比较多的精力介入文学生产现场。这些年我又比较多的关注文学史问题。我自己的研究介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之间。这两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开。我想无论是做文学批评，还是做文学史研究，都需要一种价值判断。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